近些年来，有关城乡历史变革兴废描述和记录方面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获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张振东先生主编的《前生前世─诸暨老城记录》的问世，标志着诸暨城市历史的编写记述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众所周知，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也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如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系统。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具有某些特征的、在地理上有界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人口相对比较多，密集居住，且具有市场功能。“城市”的提法本身就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城”为行政地域的概念，即人口的集聚地；“市”为商业的概念，即商品交换的场所。城市显示了一种相互作用的方式。据《世本·作篇》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便是“市井”一词的来历。《吴越春秋》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城以墙为界，有内城、外城的区别。内城叫城，外城叫郭。人类最早的城市其实具有“国”的意味。笔者认为，“诸暨城”应是商前“诸稽国（诸暨国）”的遗留和延续。诸暨为允常（？—前）故都，西施乡里，其山嶵巍而嵯峨，其水公式渫而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审度诸暨山川，三会四合，水萦东南，山屏闽越，水陆咸宜，攻防两适。数千年来，滚滚的历史车轮碾碎并掩埋了无数殿堂屋宇、金石玉帛。这些遗迹遗物、民风民俗、口头传说，今天尤显沉重和神秘，故每被人们称之为“珍宝”或“文物”。张振东先生认为，“文物”者，“有文之物”也，只有对这些物中之“文”作出必要的、有序的解读，才能使后人认识到文物资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文物资料是能够反映诸暨先人们过去生存状态、创造力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有力物证，它是人类文明的纪念碑。文物资料也因而弥足珍贵，被誉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珍宝”。振东忧资料久涣而无以萃之，因每以急公为己任，乃谋修废举坠，记录整理，既以光前烈，复以昭来兹。惜以公务之迫，不及详考为恨。一诸暨老城是一座拥有千年建城史之古城。今天，保护历史、记录历史印象责无旁贷，而发展城市建设亦为当务之急。当历史文化名城与中国现代都市这双重角色同时叠加于一个城市身上并有机地得到“和谐”时，不能不提到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诸暨老城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多年的诸暨市教体局学者张振东，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角色——古城“珍宝”的守望与传承。年，老城墙拆除中（四）。杨士安摄文物的价值有一部分体现在它的历史过程当中，但还有一部分是蕴含在它和现代生活发生直接关系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让传统与今人和谐、让历史与现代和谐、让人与自然和谐。长期以来，西施故里以其凝重、沧桑和气派，奉献给人们以岁月情怀、人文精神和审美感受。走进这里，你仿佛会感到时光倒流，历史再现，自然会有引发不尽的遐想，勾起对历史的频频回眸和对西施故里的无比敬仰。然而，由于自然和各种人为的原因，城市的“珍宝”极易丢失，正是由于文物所承载的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无法复制，让我们懂得了文物资源不可再生的道理。正因为此，振东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坚定了“守望”的决心。为此，他探寻着古城保护和城市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的课题。20世纪90年代起，诸暨市政府对老城进行改造工程。随着隆隆的推土机驶入老城，一片片碎砖破瓦从车轮边滚落。我们的老城就这样消失在城建的大浪中。老城，一个无助的背影在人们视野中渐渐远去。二对于老城的消逝，一些人认为已经到了“必须为之泪垂”的地步,叹息“老城只能出现在梦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老城改变,是历史的必然,一切企图挽留复原、恨铁不成钢的意愿表达,都是现代人不切实际的执念”。事实上,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当今的现实。老城出现的各种问题既有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些认识误区相关。近年来城市化建设推动了城乡巨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传统文化与城镇化规划的融合度不高,忽略城乡记忆和传统文化遗存的保护；拆旧建新,不少古旧建筑及人文景观等被毁,拆掉真文物、建造假古董的现象时有发生；求高求大、千城一面,人工化、同质化痕迹明显等。在城镇化建设加快的过程中,很多蕴含民俗记忆的符号正在轰隆作响的推土机中渐渐消亡。老城应是诸暨城市的活化石。老城传承了历史的痕迹，又体现着历史的肌理。老城凝聚着不同时代深厚、丰富的历史痕迹和信息，它是诸暨历史的一个缩影。老城区的粉墙青瓦、淡妆素裹的民间建筑，表现出交融激荡、和而不同的建筑风格特色。年，位于北庄畈的第一代火车站（远景为艮塔）。现在的诸暨老城已经被打造成了一座集住宅、商业、旅游为一体的城市核心圈，很多“95后”甚至“00后”对于这座千年古城并没有太多印象。但是在很多老城最原始的住户心中，老城一直是那么一座充满回忆的散发着老樟树气味的小城。在这座城市的记忆深处，始终有着清澈见底的浦阳江水和一钩弯弯的月亮。张振东从小在古城长大，童年就是在无忧无虑的黑土地中度过的。那时候的天空很高很蓝，本书稿中所描写的不少情节都是亲眼所见,身自经历的。七月流火的夏夜，振东和众多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在院子里打闹，也曾经因为扰邻而被父母责骂。年幼时候精心折出的纸飞机，总是在阳光下闪烁着快乐的光辉，无数个春夏秋冬日，他们都在这边释放着自己的激情。雨后的天空，散漫清新，这时候的他们会结伴到老城的城墙上找蟋蟀、蜗牛，或去江边捉鱼，或爬树上捕蝉。整天以一双童脚实地丈量这座小小城市的角角落落，好奇和探索充盈了振东那快乐的童年。应该说，在振东的心中，每一条老城的小巷都在记忆深处留下了一圈又一圈波痕。如今望着焕然一新的老城区，他知道自己曾经魂牵梦绕的童年已经回不去了。记忆中的这座江南小城已经随着推土机的隆隆声完全被瓦解。三我们知道，不管哪个领域，或者哪个课题，只要你认真着手研究，资料问题就会突出地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马克思（—）曾经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3页）日本学者坂井洋史在论述诸暨著名诗人陈范予（—）时也说：“史料的价值不是发掘者制定给利用者指示的，而是每个利用者按照自己的各种需求而发现出来的”（坂井洋史《关于〈陈范予日记〉》16页）。振东先生的《前生前世》所涉内容极其广泛，它包括了城市历代自然环境演变、政区沿革、城市变迁及街衢园林等等。要记述这样丰富的内容，首先需要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然后经过反复的分门别类地分析研究，再将文献比较核对，去伪存真，定时定地，最后将各时期的地理要素表示在当今的实测图上。这是一项浩繁艰巨而又严谨精细的工作，张振东以其一人之力，开始了诸暨老城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而文献记载的不足是历史研究中最大的障碍。时至今日，对于中古以及中古以前的区域史的研究而言，几乎很少有发现新的文献资料的可能，而只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可以部分地弥补史料之不足。《前生前世》以尽取现存报章杂志、地方志乘之藏，择其诸暨老城之人名、地号等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注明原文出处，及先后篇章。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前生前世》在写作之前，是作有较为充分的资料准备与思想准备的。首先必须确定研究范围。本书没有将现在的诸暨市辖区作为研究的空间范围，而是突出其中老城。作者的这一做法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对于诸暨的历史地理而言，老城是其重点，是其中心，是其主线。如果按照诸暨市辖区的范围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城市范围在不断地变动之中，研究的范围是否也要随之不断变动？研究的空间范围确定之后，研究中的工作量就会少得多。对于单个的研究者来说，这一选择是明智的。其次，作者对于诸暨老城的论述，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历史学的范畴。虽然文字中配有大量的书影、照片和古地图，但在本质上，这些照片和地图是为文字内容服务的。照片和旧地图处于辅助的、次要的地位。《前生前世》还十分注意关键词语的选择。关键词的选择，具有对揭示本书内容具有实质意义与检索意义。所有条目篇幅编排有序，详注出处，以便发挥《前生前世》在治学中的重要作用。当然，汗牛充栋的“浩繁典籍”，即使是“博雅”之人，亦不能“悉究无遗”。《前生前世》规模并不很大，但对于著录的范围、条目的内容、排列的方法，都显得很合法度。民国时期被日寇炸毁前，城墙外浣江西岸一带（从太平桥看下大街，远景为陶朱山和白阳尖）。诸暨档案馆藏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说，本书所反映的诸暨老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民国以前（建城至清末）、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从“空间”的角度上来说，本书主要记录原城墙范围内的老城，必要时适当延伸至东南西北门外。一座城市的地形地貌、民居建筑、城池街衢、风物特产常常是以“地名”为形式得以反映的。地名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忠实记录。地名记录了移民史。很多冠以姓氏的地名，往往是最先来到此地筚路蓝缕、开辟生活之路的移民的姓氏，可以说是该聚落的“开山鼻祖”。不少地名所指示的聚落，过去的居民或许已迁走，但他们留下的地名，却无意间留下了历史的信息。地名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传说集。这些历史传说多存在民间，史籍已无可考。跟地名有关的这类民间传说，大部分都查无实据，可谓“口说无凭”，但老百姓却津津乐道。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又同时显现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地名可以是城市、镇、乡名称，也可以是街道、桥梁、建筑物、名胜古迹名称，还拥有其他大量的简称、别称、雅称等。有的地名则经过多次变更，每个地名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故事。地名不仅仅是一个标志，它还承载着人文历史，更蕴含着许多奇闻趣事。本书分为《类述篇》《块说篇》及《旧文辑录篇》三大部分。《类述篇》详细叙述了老城变迁、县治、建置沿革、进行节点、老城的山、老城的水、老城街弄、老城店市、老城民生、老城文体事、老城耕学、老城问医、老城的厂等内容。在《块说篇》中，作者为便于定位叙述，采用以历史上自然聚居中所形成的街弄为“区域界线”而划全城为13个“块面”（或“片区”），即：1.下江东，2.上江东，3.江东以南一带，4.北庄畈，5.大桥路以南一带，6.红旗路以北一带，7.红旗路与横街之间，8.横街与万寿街之间，9.万寿街与南屏路之间，10.南屏路以南一带，11.西门一带，12.人民中路南段以西一带，13.人民中路北段以西一带。将按“块面”逐一叙说。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任务只是保证所叙述的知识的相对准确性，这是值得称赞的。书后附有《旧文辑录》及《主要参考文献目录》，说明了史料依据及来源。唯未能逐条史料加以注明史料来源为憾。诚实,潜心,数年磨一剑。本书的主旨在于梳理诸暨老城兴亡沉浮过程。全书有定位正确、框架合理、体例规范、涉猎广泛，资料丰富、基础扎实和检索方便等特点。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史资料书,它的出版是对诸暨城市建设事业的一大贡献，将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资料支撑。唐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一个人用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对错。看来，一个人学点历史还是非常必要的。稿蒇，振东即以书稿示余，余以先睹为快之心情，通览一过，深感本书资料详实，记叙充分、图文并茂，既具资料性，亦具可读性，读之令人击节。本书可作为一部文史资料工具书来读，也可以作为一部诸暨图经来看。振东复索序于余，余嘉其诚，遂欣然命笔而有拙文。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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