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最早属于越地，虽在蛮荒，无不安泰，有叶笛与牛羊，没有文字。部落与部落，语言相通。是的，是“相通”，不是“相同”。这就是《越绝书》说的“於越”，也叫“百越”。专家称，当时的越人，也许有马来亚语系，也可能有汉藏语系。《越绝书》，成书春秋后期，现存的版本以东汉袁康为最早。其卷一说，作者“吴越贤人”，因对孔子编撰《春秋》时没有提到“越”这一段“绝伦”的历史，愤而撰写。于是，四千年前一个叫“无余”的人，奉夏朝第六代少康王之令来到会稽（今绍兴），守卫大禹陵的历史，便被追溯了下来。无余，就是“越”的第一位首领。《越绝书》称此事“久远，世不可记”。毕竟，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岁月，太久。与“越”相比，后来的“吴”，“迟来和尚吃后粥”了。三千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大儿子太伯与二儿子仲雍，“奔”来了长江下游，号称“句吴”。别看他们比“无余”晚来近千年，却是有文字的“后生”。“越”就吃煞没有文化的苦了。几百年的吴越战争，“吴”最终灭了。不过，“吴”的名分就此大了去了，连《越绝书》的作者都自称“吴越贤人”。以“吴”为先，也算是文化的胜利。当“余杭”一词出现在《越绝书》的卷二时，越国最终又败给了楚。某日，楚顷襄王与谋士宋玉谈到了女人，这是一个令男人的荷尔蒙亢奋的话题。当晚，楚王梦遇神女相交。《越绝书》说：“余杭城者，襄王时神女所葬也，神多灵。”这一句证明，公元前年楚灭越时，“余杭城”已极富灵气。“余杭”是个越语，比大禹治水的“舍舟登陆”说，更来得确切。《越绝书》卷八说：“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对越人称“盐”为“余”的说法，已故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极为看重，他认为，越地的余杭、余姚、余暨（萧山），都是因为产盐得的名。如今，在本著的耄耋老人口中，“盐”的发音，仍有“余”音。也许，“无余”与盐也有一定的关系。一杭州在余杭的“荫庇”下，也曾三起三落隋文帝开皇九年（），从余杭划分出了杭州，并以“杭”为名。当时的钱塘县，为此也划出了一小部土地。钱唐县本是从余杭划出的，要比杭州早八百多年，可见余杭的大了。此时，越地的概念淡了，语音与习俗还是有的。此后，杭州在余杭的“荫庇”下，也曾三起三落。第一次起落，不到二十年。大业三年（），隋炀帝征发百万徭役将运河挖到杭州，这杨老儿莫名转念，将“杭州”又回归了“余杭”。第二次是公元年，唐高祖定国，重名“杭州”。这次命长了一百二十二年。爱江山更爱美女的唐玄宗一登基，“杭州”又称了“余杭”。第三次改得快，儿子不买老子账，李隆基之子李亨称帝，又有了“杭州”。这一回，命就长了。直到四百年后，赵构来了，改称“临安”。没错，如果赵构逃难不来到杭州，杭州话就是余杭话。那么，越语还有吗？陈桥驿先生说，“有”，最明显的是地名。余杭、余姚、余暨以外，义乌、诸暨，鄞县的“鄞”，上虞的“虞”，都是。口语有嘛？也有。《梦粱录》说现在的中山南路，当年和宁门外的大排档，在官酒店的“红杈子”前，有“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嗄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注意，“嗄(a）饭”，就是下饭菜，老杭州人至今还在说。这就是《梦粱录》作者的“越语汉译”使用，“嗄饭”与前述的“菜蔬”明显重复用了，作者纯粹的文字铺陈。“越语汉译”，是陈桥驿先生提出的，也就是汉人最初来到越地，用汉语写出越地的语音。汉译得好的，后来进入书籍的也有。“嗄”，算一个，明时的“三言两拍”常使用。张家姆妈到李家婶娘的门前，问一声：“夜到啥个嗄饭？”李说：“肉饼蒸鲞。”张说：“哦，嗄饭的。”不过，张的后面这个“嗄”，发音略有不同，意思也有差异，说的是肉饼蒸鲞“刹饭”（能多下几碗饭）。这一种说法，杭州的老人们仍在用。“藁”也是，《宋史·文天祥列传》中说到文天祥在集英殿上对策殿试题“法天不息”：“其言万余不为藁（gao），一挥而成”。“藁”是什么？《康熙字典》指越地一种纠缠不清的蔓草。也是越音对错综纷杂的表示，“三言两拍”中常有，譬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五，说主人公桂某腹中千头万绪，就用了“藁”。还可列举一二。如“解”，从浙南到福建、广东、海南，甚至越南，都读gai音。这音，在历代韵书中，只有“偏重南学”的《五经正义》收有。“解”的这层“化解、解脱”之意，同样影响了分解物体的“锯”，越地人也读gai。老杭州口中的“寮檐”，也是。“寮”曾作为越人的“屋”，至今在浙南还有此说。“搲扎wa/za”的“搲”也是，《康熙字典》称“吴俗谓手爬物曰搲”。还有“葳”wai，《康熙字典》有“葳蕤草，江浙叫‘娃草’”。该草茂盛，贱生，杭人也好用“葳”来赞叹老者、小孩的健旺。还有“笃”，《广韵》称之“尾下窍也”，即女性生殖器。“笃”用来骂人，也是越语遗留。当然，后来人骂“笃落落”者，未必知其本意。只有冯梦龙这狂生，在越地听到“笃歌”时，津津有味。在语言学者钱乃荣先生看来，“辣哈”、“大滬”，也都有越语的影子。二南宋时杭州话有了根本改变金兵打来，宋室南迁，大量北方人涌入。读《咸淳临安志》，北宋元丰年（-），杭城户籍16.4万余户；南宋乾道年（-），户籍26.2万。到了年，户籍猛增到了39.1万余户。要晓得，这大多是携家带口的官绅大户，杭城人口高达万。杭州城内人人争讲“普通话”--宋官话的趋势，就此形成。当然，这也包括了民族意识下对宋官话的捍卫。于是，杭州话有了根本改变。最明显的是人称代词，北宋《平山堂话本》中可以看出，宋官话有“我”、“你”、“他”。而此时杭州人说的人称代词，也许就是余杭话“日额”、“日嗯”、“日N”。于是，杭州话也就有了“日我”、“日你”的语音。如今，在老杭州人口中，仍能听到。语言学者普遍认为杭州话中“文白两读”较少，这是与周边方言相比而言。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杭州话中不多的“文白两读”，不少也带有南宋官话的印痕。譬如“抲”（he），《康熙字典》引注《集韵》标音，近“歌”。如今，杭州人依然读ke。还有“角”，普通话读"jiao"，《康熙字典》标为“古岳切”（gue）。杭州话如今依然。《康熙字典》的标音，使用反切法，不少字想读出当时的原音，需要辗转多字。譬如“谢”，“辞夜切”。那么，当时“辞”的声母怎么读？“夜”的韵母怎么读？这么一细究，杭州话的“谢”（xia），也就出来了。有人将“谢”读成了"jia"，这是方言变音（还有"ji"音，应该是后期满语jilz的影响，有宽恕、得罪之意）。一个普遍受外来人诟病的“吃茶”，也是。此词，杭州话原本“喫茶”。“喫”，《康熙字典》引注《韻會》的标音，读“燩”（que），解释为“食也”、“飲也”。杭州人说“喫茶”，很确切。年文字改革，“喫”为古语“口吃”的“吃”所替代，歧义就来了。还有“缄”，《孔子家语·观周》中有“古之慎言人也”一说。如今，杭州人说“某人‘緘’了”，就是这么一种敛语。将南宋后的话本小说与北宋话本比较，还能看出不少本著元素。譬如，名词加了词缀，改变了词性。最明显的是“势”，《金瓶梅》中，形容穿针引线的“王干娘”，是“虔婆”后加“势”的“虔婆势”。类似还有“排场势”、“花头势”，等等，这在北方话中几乎没有。南宋后的话本中，相当多。如今杭州话中的不少俚语，宋、明话本中也又俯拾皆是的，如“拐棒儿”、“敲板儿”、“没脚蟹”、“三不知头”、“皮外卵子”、“牙”，等等。还有使用频繁较高的“恁地”，按《康熙字典》的反切法标音，“恁”为“如甚切”，这也可以找到现在杭州话“什格的”原形。宋室南迁之初，杭州的本著也曾对强势的北方话有过排斥。明《西湖游览志》说到《辍耕记》、《白獭髓》两书，说的就是“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譬如将“茄子”说成“落苏”，“少语”为“稀调”，“‘一’为忆多娇”。这样的隐语，至今在杭州话中，居然仍有留存。我的姨妈，年轻时嫁到上海，她就是将“茄子”说成“落苏”。“稀调”，在老杭州人口中，已演绎成了“稀调钵头”。“‘一’为忆多娇”，也就是“忆”的声母与“娇”的韵母的反切读法，音yao。这个“一”音，杭州人口中至今仍有。南宋在杭近一百五十年，官话能融合了一些本著语言，足见杭州话的海纳百川。三清初的北京话，就是“吴语”，即沿袭了南宋官话的明官话上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池田静夫在《支那水利地理史研究》中提出，“杭州就是近世中国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的摇篮”。池田之所以这么大胆定义，其根源，就是对杭州文化的解读。他认为：“南宋之后，继承它的元将北京城定为都城。不过元统治者并不能真正受到汉人的敬服，在当时汉人的心目中，都城依旧是杭州。而这些起源于杭州的文化就逐渐向四方流传。后来，那些与杭州文化关系密切的文化人，逐渐分散到各地，这些文化不断地相互排斥又相互影响，最终形成近世的中国文化。”我是在陈桥驿先生的著作中看到此说的，借以说明，杭州文化，以及杭州话，对南宋以后的元、明，以及清的前期，影响较大。前几年，有人提出，《红楼梦》、《水浒》的作者是杭州人。其依据，也说到书中的杭州印痕，包括语言。其实，池田所说的，正是这些印痕的正解。也可以说，当时人的写作，用的就是南宋官话的沿袭--明官话。明官话的终止、满式汉语的盛起，是康熙中期。这是清史专家金启孮教授的看法。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历时六年的《康熙字典》编撰，应该是个转折期。所以，在《康熙字典》中，我们不但能读到《唐韵》（唐），《廣韻》、《集韻》（北宋），《正韻》（明）等韵书的中古读音，也能读到诸如近代汉语的一些“先声”。金启孮在《京旗的满族》中明确说，清初的北京话，就是“吴语”，即沿袭了南宋官话的明官话。依据什么？是明末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罗马拼音记录的北京话，它们具有大量的入声字，而且，并无zh/ch/sh的翘舌音。也可以说，如果满清没有两百六十多年的统治，或许，今天的普通话，也就是接近杭州话的南宋官话。金先生认为，清人与蒙、鲜卑、女真等游牧民族一样，属阿尔泰语系。他们入主北京后，面对先进的农耕文化，以及京城市井的所见所遇、买卖交流，在语言上成了弱势，被迫卷起舌头，学习汉语。于是，满式汉语出现了。随着政权的巩固，八旗兵的走向，读书人的功名，官员的外放，一种满式汉语（北方话）圈，即《官场现形记》称之为“妈妈的”的官话，逐渐形成于各地。四满语对杭州话也有影响满清两百六十多年，杭州话在这一时期中的变化，不大，主要体现在游牧文化的影响上。如手势表达，农耕文化相当丰富：挩、抟、扚、搣、攇、搦、掿、枭、系等。这在北方话中，几乎没有。但在杭州话和宋明话本中，比比皆是。“挩”（tuo），一种比“解”稍简单的手势。农耕族的老式裤子不用裤带，脱也便利，用“挩”。骑马人就不同了，得“捆绑停当”。农耕族的老式裤子穿系，更简捷，用“抟”（tuan）。早先抽水烟的人，也好用一张黄纸，抟成筷子形状，阴燃，不停吹“醒”，点烟。“扚”（di）与“搣”（mie），都是指甲的轻掐，后者为拧转而去除。“捩”，《康熙字典》读音为“丽”，是指甲类的轻划。“攇”（xian），《康熙字典》解释为“手约物”，即一种拟似对方的手段来挑逗对方，比如攇蟋蟀。至于“搦”（nuo，握）、“掿”（nuo，轻揉），老杭州话中更是常见。枭（xiao），在宋明话本中，是有“提手”的，意思是掀起，譬如“枭帐子”。如果晚上查户口的上门，要你“把门打开”，而不说“枭开”，你可断定他不是本地人。“系”（ji），也是杭州话音的特征。这一些南宋官话的印痕，后来逐渐被“搓、掐、拿、打、绑”等替代，尽管这些替代词的解释宽泛，一词多意。至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婚外有了关系，北方人好说“有一腿”，杭州人好说“有一手”，您仍能品出两种文化的不同。当然，满语对杭州话的个别影响，也有，如地名“河罕上”、“白荡海”。“罕”曾经有过“土”傍，满语意为“河边上”。“海”即水泊。五用好杭州话，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生于年的周有光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师，爱好语言文字，业余撰写了《字母的故事》等书，年被国务院调去主持文字改革工作。周先生在岁那年，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他说到17岁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校方要求学生用拼音注明姓名。周老说，当时的同学都用吴语的发音拼注。周老在采访中朗读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用的也是吴语，几乎与杭州话接近。这也说明，满清推翻，民国以北方话为国语的方案确定后，至少在江南，读书人依然在使用吴语，也就是接近杭州话的明官话。当然，本文如此的探讨，与普通话的推广并不相悖。因为对方言的研究，本是对历史文化的梳理。而曾经作为官话的杭州话，更有其开放的融汇，民族的意识，文化的沉淀。对它的忽视，往往会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落。譬如，《醒世恒言》第二十二卷，说到一个叫元礼的，逃脱贼窝，黑地里奔命到天亮，“原只在一笪地方”。“笪”（da），竹篾编的簟，较小，形容一个不起眼的范围，杭州话至今仍在说。可惜，当年商务书局的校编对“笪”的注解是“口语之讹”，这不但使文字的意趣全无，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种失漏。有一天我散步，某电视台来杭州话“bao捏菜”和“bao腌”的“bao”怎么写？我说是“暴”，意为“猝也”。这也是杭人对蔬菜、鱼类烹饪前的一种快速腌制法。我很赞赏认真，我说，正确地写好杭州话，解释杭州话，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保护。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转载请注明：http://www.zhujishizx.com/zjyy/2786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