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望道的家乡，在浙江义鸟，那里有全中国和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人把中国制造送到了全世界，而全世界的商人又都来到这个当年鸡毛换糖的地方，不知道他们奉行的是不是《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的最后一句话——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陈望道：在宣言和文法之间
孙昌建
一．“浙江底空气”及其他
97年前的夏天，即年的夏天，杭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闷热难忍？反正陈望道是有过一次不愉快的感受的，因为他曾经写下了如此的短文，题目就叫《杭州地方色底一斑》——
坐马车的定是官僚，坐汽车的定是西人。
讲自治的有议员一等，学生一等；讲他治的有官长一等，教员一等。
西湖全岸常见手淫的爱名者，壁上题名，树上刻字；苏小小墓与公园处常见色情狂的诗人，画来红男，撇去绿女。（/6/28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晓风）
如果从现代作家的文字来看，民国以来说杭州坏话的，较有名的就有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当然郁后来也是说了不少好话的，且把风雨茅庐也造在了杭州的大学路上，但是房子和骂人是两回事情，正如今天有几套房子的也在骂人。
大家都知道，陈望道离开浙江一师（今天的杭州高级中学）后就回到了义乌老家，他去译《共产党宣言》了，也就有了把墨汁当红糖吃的传闻。传闻是好的，但如果仅仅知道这一点传闻，那这文章就没法写了。陈望道后来一直在上海做事，从上海看杭州和浙江，无论是故地重游和旧事重提，陈望道都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比如在年的春天，他还写过一则《浙江底空气》，这里的“底”就是后来的“的”，陈先生就是研究这个“底”和“的”的，这是他的专业范畴。陈先生当年曾这样说——
我昨夜才从杭州回来。我在杭州时，遇见第一师范教员袁君。袁君问我：“你觉得杭州怎样？”我不答，他便接连地问：“杭州空气觉得沉静吗？”但我终于不曾回答。
我并非不愿或不回答，只因心里在想一件事，就是：
“文化的‘空气’怎样，他该知道；物理的‘空气’怎样，他也该知道，何须问我？”
原来，浙江现在连中学生和妇女都持着手杖，以为时髦，物理的空气是并不沉静的！如说文化的空气嘛，谁有闲工夫谈到这些呢？（/4/9《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晓风）
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人，一定是会言必及文化的空气的，正如我们今天要谈房子和孩子一样，因为这是梦想的一部分，而浙江一师在那次风潮中，要维护的不仅仅是校长经亨颐的位子和权威，更是为了新文化的火种，而当时《民国日报》的副刊就控制在陈的朋友浙江人手中。
其实就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而言，陈望道是最后一个进入经校长的视野的。夏丏尊既是同乡又是老臣，刘大白早就在参与《教育周报》的工作，李次九是沈尹默推荐的，那么陈望道的出现，最早的一笔是在年8月6日，出现了经先生的日记中——晴。大早，到校一转，即至会，晤陈望道，面允就国文教员。
是谁介绍的，从哪里来，好像都没有提及，这也不像经先生的风格，日记虽然很是简练，但大凡也会说个来龙去脉，唯陈望道，好像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
而从浙江一师走出的“四大金刚”中，陈道望也最为政治化，后来也是官做得最“大”的：复旦大学校长和民盟中央副主席，但如果从他翻译《共产党宣言》以及成为党的最早的活动家之一的资历来看，他的仕途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谈的，要谈也只是他对中国语言学术界的贡献，特别是他在修辞和文法研究上的贡献。本人在读中文系的时候，就接触过他的《修辞学发凡》，前些年在旧书摊上又购得版的《文法简论》。当时很不明白的是，一位盗取普罗米修斯之火的先行者怎么后来就沉浸于“的、地、得”中间了呢？这位年生人的《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和语言学家，其人生的经历概括起来说，也正是在宣言和文法之间，而一般文人的道路也大抵如此吧。
早年的经历，似乎与那个年代所有的名人都如出一辙，抱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年留学日本，学法科和物理，兼而涉足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包括接触社会主义理论。年回国从教，然后涉足出版业，有时身兼教育和出版、写作（翻译）等几个行业，如那一批名人中的夏丏尊、叶圣陶和丰子恺等。
我在想，任何时代里人和人之间就是讲一个投缘，文化圈中更是这样。经亨颐做浙一师校长的时候，就是为了要革新才找来了陈望道，因为外来和尚好念经。同时要注意，这也是陈望道的第一桶金，正如十年前鲁迅在这所学校里的谋到的第一份职业。其实陈望道在一师的时间只有不到一年，刘大白和李次九也是一样，但为什么仅一年不到就让当局的保守派如坐针毡了呢？这恰好从另一侧面证明了语言文字的革命，丝毫不逊色于火枪大炮的革命。
这便也可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陈望道后来既没有成为法学家，也没有成为人们想象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权威，而是成了一个语言学家。我们现在能查到的，年初的时候，陈望道在日本就已经给《新青年》写稿了，且写的是关于西式标点符号的稿子，这大概也是陈望道涉足语言文字的起步吧。所以一师聘他以及像刘大白这样的人来教国文，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再加上夏丏尊和李次九，这四人当时被称为“四大金刚“，是经校长的得力干将，当时在轰轰烈烈的一师风潮中，当局和保守派不仅要撤经校长的职，还要把“四大金刚”都拿下，那么你现在看看当时这些新派的老师都做了些什么呢？摆得上台面的就是教白话文，然后也开始搞拼音注音。这是符合潮流的事情，可是对于习惯了文言的社会来说，这个压力的确是大的，虽然当时大多部同学都支持革新，觉得白话文和注音，特别是注音对将来一师同学毕业之后去教小学还是管用的，可就是这样，仍有不满的学生在课堂上抓住陈望道的衣领欲“理论”一番——这个学生不可谓不大胆，后来经校长也将他保了下来，一个校长好不好，就看他保不保学生，特别是面对政客和军警的双重压力之下。
在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为了拼音，陈望道还专程去上海向吴稚晖老先生学请教。可见吴老在当时是这方面的权威，而陈去学注音，也是校方派去的。吴老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另一股势力，那是另当别论的，不过这也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时的知识精英和党派领袖，是把主义和波坡摸福一并研究的。
注音字母在当时有何等重要？且看经校长年10月11日的日记，这一天下午经校长召集附属小学的老师开会，提出了几个事情，其中之一便是“注音字线，一月内附校各教员，应一律研究普及，实行教授。”
虽是对附小提的要求，但可见潮流已经汹涌澎湃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陈望道花一个冬天的时间翻译《共产党宣言》，花一生的时间研究中国的修辞和文法，这跟杭州的“一师风潮”还是有着必然的关系的。其他的金刚像刘大白，也游走于政坛和诗歌之间，比如他离开浙江一师后就跟沈定一去了萧山衙前，去搞农民运动和教小孩子识字了。而像夏丏尊则一直游走于语文和写作之间，他们谈写作谈语文的书，滋养了几代人。
因为一师风潮的原因，陈望道最后离开了杭州，暂回义乌老家分水塘，他在那个冬天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从日文版中译出了《共产党宣言》。但是当时为什么要译此书？最初的起因是邵力子要他译此书，而邵力子又是受戴季陶之托。这些名字现在听起来好像都跟国民党元老有关，但在年，他们却都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虽说后来各走各的路，但从当时那么多潮人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来看，这个影响力实在是巨大的。戴季陶在海外看到此书就动了要译的念头，但是他认为自己还不具备译的能力，外文功底、理论储备以及文笔等，至少要这几个方面都有较高水平才行啊，而事实上陶是给国民党写党歌歌词的元老，当时邵力子向他推荐了陈望道。陈望道懂日文，而日本当时就是中国革命的一块跳板，多少仁人志士是在日本投身革命的，陈望道译的版本是日文版而非德文版。谁懂德文呢，蔡元培懂一点，但他不会去译这个书，同样是绍兴人的邵力子也不译，他让义乌人去译，要知道蔡先生早年是信奉暗杀做过炸弹的，当然那是对付清朝的统治者的，后来他信德先生和赛先生了。
历史上的有些事情，我们在事后看看都有一定的偶然性。比如说如果没有一师风潮，那么也许陈老师还是做他的国文老师，他不会把自己关在老家译宣言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陈望道不译，其他人也会译，而历史事实是：第一个完整的译本属于浙江义乌人陈望道的。
陈望道书稿译出后，书稿经李汉俊和陈独秀等人之手，于年的8月正式出版了。但是有趣的是，这第一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竟然印成了《共党产宣言》。这倒不是无错不成书的问题了，而是我想说，在那个出版还尚为开放的年代里，出版一本书跟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差不多就是同一回事情，哪怕是出版什么宣言。因为那个时候，共产主义也只是一种理论，当时最为潮流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而理论一旦付诸实际，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如果理论永远停留在纸上，我觉得也还是一种理论。
（错版书）
之后，包括罗章龙等好大一批人又先后从英德俄等文本译了此书。
而在出版共产党宣言之前的年5月，上海就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沈定一）、陈望道、施存统、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等。这个名单一眼望过去，就有六个是浙江人。后来在这基础上才有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又增加为林伯渠、李达、李启汉、周佛海、沈泽民。其中沈泽民就是沈雁冰（茅盾）的弟弟。
我为什么要说乍一眼看去有六个浙江人，这其中有颇多的感慨。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起步阶段和后来在执政阶段已经完全不是同一批人了，这好比马拉松赛跑，一开始跑在最前面的，未必最后有名次。如果往复杂处说，这些人最后为什么不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跑下去了呢？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正如朱学勤所说的，要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们是否也应该寻找中国共运史上的失踪者？因为就陈望道来说，他还不能算是一个失踪者。而像浙江萧山人沈玄庐，他后来即使在国民党中也成了“右派”，还跟蒋介石对着干，这样的失踪者到今天仍是禁区之一。
而就红色的共产主义这个大舞台来说，陈望道也是一个渐渐隐于后台的人。
二．文法和修辞
在一师风潮之后，有不少人是跑到上海等地干革命去了，比如施存统、俞秀松，胡公冕等，有的后来成了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也有的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经亨颐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谈到这一点，他对于一师的这一批老师和同学，是抱怨和抱歉之意兼而有之的，他认为如果一师风潮当局不是那样处理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不会去搞革命活动了，那么他们也就不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了。经师的意思就是“自有家酿，不食沽酒”。那么陈望道呢，译宣言可以说也是一种家酿，但这种家酿本来却是舶来品，这种舶来品一旦发酵，一旦跟中国的现实发生关系，那后来的开天辟地天翻地覆我们都是看到了。
凭陈望道译此书的资历，以及他在早期共产主义活动中的经历，他很自然地会成为党内“领袖”一类的人物，但是奇怪的是他后来却早早的退了党。他说他终生信奉共产主义，但是他觉得在党外照样可以为党工作。这是一个不错的说法。陈望道的传记中说，他退党是年，他一年他32岁，仍然血气方刚。至于说他退党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说是陈独秀怀疑他要做大。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旁证。不过以陈独秀之性格和做领袖的欲望，二陈相争也是必然的，二陈相争，走掉一陈，那么自然是陈望道退出。这也正如望道之名，我可以望之，我可以终生信奉之，但却不一定要占有之，而陈独秀之名字则更有意思。
凭着书生意气，凭着热情，这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不能因为这只股票后来赚大钱了，我们就后悔不已。
陈望道后来写有回忆五四的文字，没有涉及退党这一块。当时做过北大图书馆助理管理员的毛泽东，谈起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知道的，包括鲁迅据说当年也收到了由陈寄给他的这一本书。
同样退党却是大革命时期退党的浙江金华人施存统（施复亮），他也是浙江一师的学生，是一师风潮点燃导火索的那个人。他后来一生都在后悔，他的儿子施光南后来写出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曲，但当年施存统跟某些“年轻的朋友再相会”时他只是劳动部的副部长。比他更惨的是诸暨人俞秀松，他跟施一起跑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后来被党派到苏联学习革命，结果被斯大林政权给秘密枪杀了。
那么对于陈望道，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后来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做大学校长。这样的命运和命运的转折，福兮祸兮，这都是讲不好的，但可以肯定，陈望道由此走上了教育和学术研究之路。至于说他终生信奉共产主义，这倒是真的，在年，他又被中共中央直接吸收到党内，没有经过哪一个支部和党委，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当年他任校长的复旦大学却是试点性地取消了党委制。这在后来当然成为了一大诟病，不过陈望道再次入党的消息却没有对外公开，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一直到他的晚年，望老是党员的事情才公布于众。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现象，革命者在很多时候其实也都是语言文字的革命者，这从秦始皇时的“统一文字”跟“统一度量衡”是等量齐观即可看出其份量。那么在陈望道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中，是不是也抱着一种革命和革新的精神在支撑着这一研究呢？就是在四大金刚中，刘大白逝于三十年代，夏师逝于四十年代，而李次九后来下落不明，陈望道则活到年，而共产党从年起就成了执政党，但很显然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从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靠笔杆子，靠修辞和文法要坐江山，那又谈何容易啊。
还有一个现象我们也得注意，现在在政治术语中，马恩列斯毛是一种排法，毛周刘朱邓又是一种排法，但是也似乎只有毛泽东，因他的诗词和语录而形成了一种“毛体语文”，这“毛体语文”至少影响了半个世纪，且还在发生影响，特别是影响了五0、六0和七0后，他们现在出口成章，但这个章不是唐诗宋词，而是毛的语录和诗词。而像周刘朱邓，其中虽也有讲话被选入语文课本的，但是其语言的影响力甚微。周恩来有一诗和一语颇有影响，一诗是“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一语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刘少奇在我们记事起就被打倒了，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深。而邓小平则有白猫黑猫之语，朱德则有爱兰花之传说和诗句，其他如叶剑英则有“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那么毛体呢，几乎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且不说“不须放屁”这一种大俗的，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也是修辞的例句吧。当然，我们也会提到鲁迅先生的名句——一棵是枣树，另一颗也是枣树——鲁迅是陈望道在文法书中引用最多的一位作家，因为那个年代只有鲁迅好引用。陈望道和鲁迅有过交往，这有鲁迅日记为例。那么请问：陈望道和谁没有过交往呢？
语言现象也许是世上最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联系起一定的人和事一定的语境，比如说语录是建立在话语权之基础上的，否则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陈望道的大半生都是附语言之皮上了，现在我们可能记不住他的经典话语，但他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是——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宣言的最后一句，他译成是——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当然现在都不这么说了，现在“怪物译成“幽灵”，另一句则译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陈望道和妻子蔡慕晖，蔡本科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硕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中国基督教女青年协会总干事。此照片在东阳胡季强老家所摄,胡的母亲是蔡的妹妹，也是植物学家蔡希陶的妹妹）
三．在宣言和文法之间
在宣言和文法之间，陈望道一直在跋涉着，确切地说是先宣言后文法。在这途中，作为对一个语言学家的记述，我们不能不以语言文字为第一手材料。这其中有两个年代的两段话有必要拿出来细看一下。
第一个年代是在年。这一年经历反右运动的陈望道写了一份个人又红又专规划，一共有12条，选几条来看看非常有意思。
第一条，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主义。
第二条，彻底肃清阻碍事业和工作前进的官气、阔气、暮气、骄气和娇气。特别注意肃清知识分子最易染上的骄气和暮气。
第六条，力求复旦大学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又红又专”、“克勤克俭”、富有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特色的大学，决定在中文系等处种“试验田”。
第七条，争取恢复每日研究语言文字的习惯，以一定时间（每日约二小时）精读《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经典著作及其他著作，从中探索语法修辞规律。
第十二条，争取每日做十分钟以上的体育活动。
应该说从到，陈望道能算得上是一个又红又专的榜样。他早年也写过一些文艺类的作品，特别是关于女性和妇女解放的文字颇多，这跟他先经历旧式婚姻后又经历新式婚姻有关，现在我们看以为他身上浪漫的因子不多，其实如果你去查查网上的爱情格言，那就马上跳出来陈氏名言了——
两两相造，也两两被造，这是爱的三昧。
恋爱是道德感情底融合，所以必须有伟大的人格者才有伟大的恋爱。
离婚不过是收拾爱之残局的一种不得已的方法。（《我的恋爱观》）
而且当年他在娶东阳女子蔡慕晖时在女方家办婚礼的做法，也是轰动一时的。时年他已过四十，妻子比他小十岁，他自然是有苦有甜的。
加上年龄和资历，解放之后他是属于德高望重、老成持重一类的。有人说在他做校长的那二十几年间，是中国大学校长权力最小的那一个时期，但是我们今天想起来，有谁能记得住历任复旦的党委书记？除非是写校志的。权力最小，不等于没有权力。据说在年的第一次院校调整中，有人一定要把复旦新闻系划给中国人民大学，这硬是让陈望道给要了回来，说是为此事他去了两趟北京，专门找周恩来总理提要求，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毛说既然陈望道要办，那就让他办吧。复旦新闻系由此成为一面大旗。
再来说第二个年代，那是年7月，陈医院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部著作《文法简论》的后记，后记不长，全文如下——
当前，全国人民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方针的指引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这也就要求我们的语文工作应当大干快上！大好的形势，鼓舞我把多年来一直想写的这本《文法简论》完了稿并付出版。能够以有生之年为繁荣祖国的文化学术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使我感到高兴。
写作这本《文法简论》，是想把自己关于汉语文法问题的一些想法和意见提供出来，和同志们共同研究。这里说的意见，不少还是带着探讨的性质；其中有些看法在我以前的文章里也曾经说述过。由于精力和水平的限制，未能对汉语文法中的所有重要问题都深入全面的研究。因此，论述详略不一，缺点和错误也在所难免，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点：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诸位同志热心地协助我完成了这本《简论》的写作工作。谨此志谢！
30年多后看这段后记，除了那个时代的套话之外，我觉得还是文如其人的，此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初版的，印数是3万册，第二年重印又印了5万册。一本文法的小册子能有如此的印量，可见那时的百废待兴啊。然而今天我重看此书，想起我读书时，最权威的已经是胡裕树的语法体系了，因为我们的汉语老师是胡裕树的学生，而那个时候我们学的体系，后来倒也跟中学的语法体系是接轨的。语法这种东西，现象就那么一些现象，就怕说法不统一。在当时，望老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但是好像已经不是主流的学派了，可能语法及语言研究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吧。而且当时在为到底是叫语法还是文法也是有争论的，后来还是采用了语法这个提法，文法一词便渐渐淡出常用语文的圈子。
当年因为《共产党宣言》，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译书者本人却非常冷静而理智，他后来一头扎入语言的海洋，至少是自得其乐吧。或许他要退出这个组织的时候，也是有过不冷静和理智的，但是谁没有32岁过呢，谁没有为年轻付出过代价呢？用枪杆子夺取政权是一场革命，谁又能说语言的革命就不是一场革命呢？不要以为只是主谓宾定状补，也不要以为只是“的、地、得”那么简单。举一个例子，陈望道他们当年为了救中国和普及教育，就提出过“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个意见曾这样说——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接着便出了这样的“意见”——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
这其实跟《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但是在今天有谁能体会先贤们当年的那种书生意气，那种在主义和文法间的选择呢？也正如今天之美英澳，每年不止有多少人涌向那里学英语，仅这一项的国家收入，怕已经不可估量了。
拼音的新文字说穿了就是拉丁化，说白了就是ABCD，就是bpmf(波坡摸福)，此是年的11月，距今七十年矣。真是不可设想啊，真如经亨颐当年提议把故宫里的东西统统处理掉一样，如果陈望道他们当年的拉丁化建议真被采用且付诸实施了，那么今天我们便也完全是拉丁文字了，或许能识得方块汉字的人也很了不起了，但是语言的革命不像政权的更叠来得那样彻底和坚决。我们今天仍然在使用方块字，当然我们也有了汉语拼音，而且在我们那个年代学英语时还时时跟拼音混淆起来，但是我们也这么过来了，我们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还向全世界表演了活字印刷。
但无论是主义还是文法，也都还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问题出来了，现象出现了，也许一时还很难用理论去概述，也产出不了什么结论，但是，做人文科学的，至少得告诉人们，就像道路上出现了状况，会有警示或告示牌立在那里一样，于是后来者便知道了小心了，或者就立一面大镜子在那里，既用来照自己，也用来照别人。
理论，无论是哪一种理论，一旦脱离了现实，那就仅仅只是理论。
而在陈望道的家乡，在浙江义鸟，那里有全中国和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人把中国制造送到了全世界，而全世界的商人又都来到这个当年鸡毛换糖的地方，不知道他们奉行的是不是《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的那最后一句话——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摘自作者《书生意气：浙江一师别传》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年9月版），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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