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诸暨”和“下诸暨”
杨士安
清《光绪诸暨县志·建置志》载：“（越王）句践（前？—前）所立宗庙，在（诸暨）城东‘明中里’（《弘治府志》）。城临对江流，江南有射堂，县北带乌山。先名‘上诸暨’，亦曰‘句无’矣。故《国语》曰：‘句践之地，南至句无’（《水经注·渐江水篇》）。秦始立诸暨县，属会稽郡（《浙江通志》）。《越绝书》曰：‘始皇帝三十七年（前），东游之会稽，道度诸暨，到大越，已去，奏诸暨，因上姑苏台’。此纪实之文，前此者据今证古，皆后人追书之词耳（《楼志》）。汉属会稽郡。王莽（前46—公元23）更名‘疏虏’”（见卷2第1页）。文中明确提到了地名“上诸暨”。而汉应劭在《汉书注》中则提到有地名“下诸暨”。
汉代学者班固（32—92）撰写有《汉书》。唯问世后，时人每觉是书“文繁难省”，较为难读。《后汉书·班昭（45？—？）传》亦谓：“《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故自后历代学者为《汉书》作注者竟多至67家：或补充史实，或考镜异同，或订正音义。其中，又以应劭（？—）为最早、且最重要注家之一。据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越州》载：“《汉书》应劭注：‘汉分诸暨、山阴地为下诸暨，后易名余暨’”（见清《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影印本第96卷）。明代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绍兴府》（明崇祯三年刻本第4卷）亦载：“应劭云：‘汉分诸暨、山阴地为下诸暨，后更名余暨’”。比较两引，仅仅改“易”为“更”而已，文义不变。应劭，字仲远，后汉汝南南顿（今河南）人，少笃学，博学多闻，汉灵帝（刘宏，？—）时举孝廉，辟车骑将军何苗掾，中平三年（），举高第，再迁，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时战乱频仍，旧章湮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等书，凡朝庭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随着时代变迁，特别是唐代颜师古（—）之《汉书》注本问世后，其他《汉书》注本便日见稀少，故《宋史·艺文志》所载书目中，已不见对应劭上述两书之著录也。今天，我们有赖于《太平寰宇记》和《大明一统名胜志》所辑引文，方有缘见得应劭原注。应劭认为萧山最早名称应为“下诸暨”。有“下诸暨”，自有“上诸暨”，此两相对应故也。根据诸暨民间风俗，每每称南方为“上”，称北方为“下”（或作“落”），如称“回上海（方向）”为“落开啦（下去啦，回北方去啦）”；称南方为“上”，如称“去金华（方向）”为“上开啦（去往南方向啦）”，又，称去南方之火车为“上车”。再如：清朝嘉庆时期（）浙江省下设11个府，驻杭州府。11府分别为：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金华府、衢州府、严州府、温州府、处州府。民间俗称为“下三府”和“上八府”，即钱塘江以北三个府（杭、嘉、湖）”和钱塘江以南八个府。等等。据后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渐水篇》载：“（浦阳江）江水又东经诸暨县南，县临对江流，江南有射堂，县北带乌山，故越地也，先名上诸暨”。可见当时确实存在有“上诸暨”及“下诸暨”之地名，其情况与当今杭州市存在“上城区”及“下城区”者相类；应劭认为“余暨县”之行政区域系从“诸暨”“山阴”两县割置合成。秦建郡县时，会稽郡钱塘江南岸地区，仅置山阴、诸暨两县，萧山固处于此两县范围之内。年版《绍兴市志》载：“秦王统一全国，全国推行郡县制，先后于钱塘江以南，设立山阴、诸暨、句章等10余县，今绍兴各县（即旧称‘会稽八邑’）分属山阴、诸暨两县”。年版《诸暨县志》在述及其县境地域时，亦谓“秦置县时，（诸暨）县域远大于今”（97页）。萧山当汉建县时，初名应是“下诸暨”，而非“余暨”。按常理推断，其时行政当局之所以从诸暨、山阴两县分置“下诸暨”，其目的即为设立一个新行政区域——“下诸暨县”。从《汉书》当时撰写及注释通例进行审视。或从《太平寰宇记》等两书辑引情况看，应劭此注，注于《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所属26县之一即“余暨”名下，按照《汉书·地理志》撰述体例，在所注地名中均省去“县”字，今之读者在解读时，似宜读为“汉分诸暨（县）、山阴（县）地为下诸暨（县），后易名余暨（县）”。此方合“应注”之实际含义。至于“上诸暨”“下诸暨”地名，应该认为系原已存在之概括性称谓。故《水经注》有“先名上诸暨”之说。余暨建县之始，“下诸暨”地名一度被沿用作为县名。所惜者，相关地志史乘对此重要史实竟然未加载录焉。当然县名“下诸暨”使用时间不会太长，鉴于称谓上之方便，旋即改称“余暨”也。以上所载为历史上行政区域中之“上”与“下”。下面不妨顺便说说诸暨及相邻县区行政区域中之“东”与“西”：解放战争推进至年7月，我中共路西工委召开了第一次工委会议，会上即决定成立路东县、路西县及金义县三个县工委及县政府。可见方位地名中不但有“上”有“下”，亦每有“东”有“西”。此固后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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