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绍兴师爷”一词，现代人在使用时一般含有四种含义
“绍兴师爷”一词，现代人在使用时一般含有四种含义。一是指绍兴籍师爷，即乡籍是绍兴府（即传统意义上的“上八府”之一，含山阴、会稽、余姚、萧山、诸暨、上虞、嵊县、新昌八县）的师爷；二是专指绍兴籍刑名师爷；三是泛指各种师爷（包括刑名、钱谷、折奏、书启、征比、挂号六类师爷）并不细问其是否真正属于绍兴籍；四是所有绍兴人的代称。特别是外地人对绍兴人，每以“绍兴师爷”称之，其中似乎颇含揶揄、讽刺、挖苦、戏谑之意。
在民间还有不少有关“绍兴师爷”的故事和传说，也多具贬义色彩。以前在舞台上，师爷也常常是白脸。直至最近，网上仍有人写文章大骂绍兴师爷。对于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多年的绍兴师爷，历来毁誉不一。褒之者认为：绍兴师爷精明能干，才智过人，是近代中国幕僚阶层的精华，声名扬及国内外。贬之者则认为：绍兴师爷奸刁乖巧，好作弄人，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帮凶。
其实这种结论是很不公正的，因此需要进一步为绍兴师爷正名。其理由是：从总体看，从主流看，从绍兴人的传统精神和文化传承看，绍兴师爷才智出众，职能多重，作用显著，品行端正，影响深远，属于特殊的人才群体，“绍兴师爷湖南将”是我国人才地理上的一大特色，不论是从行政管理学、教育社会学，幕僚政治学、司法审判学还是人才培养学等不同领域，都值得后人好好地去研究和总结。对于绍兴人民来说，这也是祖上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由绍兴文化涵盖的师爷群体，与绍兴话、绍兴酒“三通行”，纵横全国
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是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他肇始于明，盛行于清，没落于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与各地方行政官吏、绅士、商人等共同操纵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面，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工具。
绍兴具有培养与造就师爷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
绍兴数千年的历史积淀造成了崇尚读书、追求功名的大氛围，一方面是人才辈出，另一方面是人才难出，文人学士（尤其是落榜者）为谋求出路，或迫于生计，纷纷学律入幕。此其一。
清代文字狱的直接效应，尤其是汪景祺、查嗣庭一案对绍兴的影响最为直接。雍正以后诏停浙江乡试，堵塞了知识分子登科入仕的通道，使得绍兴的大量饱学之士，不得不暂时放弃科举，转向从幕。此其二。
家族认同心理的驱使，在师爷群体的形成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许多家族成员或子承父业，世代为幕，或通过同一家族中充当幕僚和官吏的引荐，步入师爷生涯，从而构成了一张光怪陆离的社会网络。此其三。
官场中头脑比较清醒者认为：“至亲不可用事”，“用亲不如用友”，做官为幕者大量任用自己的学生、同道，将那些功名未就者广泛拉入从幕的行列。如《秋水轩尺牍》作者、著名绍兴师爷许思湄曾书写了大量推荐信，将那些科第落魄者举荐于其他幕僚或官吏，不断壮大了幕僚队伍。此其四。
绍兴人风俗好讼，处世精明，思维敏捷，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尤适于做师爷。“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或因学缘，或因地缘，或因亲缘，非他郡人可比。由绍兴文化涵盖的师爷群体，与绍兴话、绍兴酒“三通行”，纵横全国。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或总管文章，执掌奏折，或总揽钱粮，处理实事，纵横上下，盘根错节，以至于形成了“无绍不成衙”的格局。
（三）绍兴师爷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明、清两代都出了一批在皇帝和重臣身边的大师爷
大量史实证明：要当好一名师爷，尤其是大师爷、名师爷，实在不易。清代就聘从幕的要求很高，竞争性强，淘汰率高，没有一番真功夫是难以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中立足的。习幕之道，俗称幕学，一般应有三至五年的功夫。要拜师实习，还要文笔好、记忆好，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利嘴，善于应酬，学会处理各种案子和官场中的各种关系。如学刑幕（刑名师爷）者，须以《大清律例》与《洗冤录》两书为金科玉律，诵之烂熟。清代幕学的教科书几乎全出于绍兴名师爷之手，如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汪辉祖的《佐治药言》与《学治臆说》，王阴庭的《办案要略》、《刑钱必备》等书。
以笔者之见，绍兴师爷之所以出名，还因为明、清两代都出了一批在皇帝和重臣身边的大师爷。如明代绍兴人才子徐渭（字文长）给浙江巡抚胡宗宪出谋划策，起草了许多道漂亮的奏章给明世宗，并且屡出奇计助宗宪击败倭寇与海盗，引起嘉靖皇帝的注目。又如清初名师爷沈文奎为皇太极出了一系列高明的点子，其中包括要靠四书五经（儒家学说）去治理天下，而不靠《三国志》（使用奸诈与权术），要广开才路，多起用汉人，要废除苛捐杂税等建议，对清统治者稳定人心，坐隐江山均极有用。
清代几乎所有封疆大吏身边都有绍兴师爷作为高级助手，如章士杰（曾国荃师爷）、马家鼎、罗振玉、俞廉三（张之洞师爷）、程荫棠（左宗棠师爷）、高馨圃（芩春煊师爷）、娄春藩（先后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师爷）、陶庆仍（先后为曾国藩、李鸿章师爷）、马心田（丁宝桢师爷）、金宝书（杨昌浚师爷）、王汝成（陈庆偕师爷）汪玉泉（刘坤一师爷）等等，都是在督抚以上的衙门中能呼风唤雨的政治操盘手。
历史证明：师爷确有良莠之分，好师爷被称为“良幕”、“上幕”，坏师爷被称为“劣幕”。而师爷的良莠也是有发展阶段的，从师爷的整体状况看，清朝中期以前，“良幕”居多，中期以后，逐渐“劣幕化”，但即使到了晚清，好师爷依然不少，尽管有的绍兴师爷在历史上也起过一些消极作用，极少数败类甚至助纣为虐，鱼肉老姓，欺上凌下，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包揽诉讼，朋比为奸，但从总体和主流看，绍兴师爷队伍毕竟是好人居多。他们当中既有才学超人，办事公正，惩治歹徒，为民请命之人（如清代雍正年间善修水利的童华、道光年间善断奇案的骆照、同治年间为民除害的马心田），亦有坚持国格，捍卫民族正气之杰（如道光十二年起草《全粤义民公檄》怒斥英国侵略者的何大庚），这些人均青史留名，为百姓所传颂。
(四)绍兴师爷在入幕时非常讲究“幕道”，实际上是注重素质要求
绍兴师爷在入幕时非常讲究“幕道”，实际上是注重素质要求。在“才、识、品”三者之中，“品为尤要”，“兼长为难”，先取品，识次之，才又次之，才识不足，犹可群力相辅，品一不正者，虽有才智安足贵乎？（黄六鸿《福惠全书》）。名幕汪辉祖主张:
1、“立心要正”，即心须正直，“正心乃为人之本”，“心正而其术始端”；
2、“尽心”，即尽心于公事，佐治应以尽心为本，乃“幕道”之实质，“心尽于事，必竭所知所能权宜轻重，顾此虑彼，挽救其以著，消于未然”；
3、“尽言”，即努力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人之谋，不敌两人之智。如以是非切己，坐视其失，而不一词或以己所专司，不容旁人更差一解，皆非敬公之义”；
4、“勤事”，即勤于办事，幕友勤事，不仅在于为主官考成，以为顺应，更有“一事入公门，伺候者不啼数倍，多延一刻。如乡人入城探事，午前得，便可回家；迟至午后，必须在城觅寓不惟费钱，且枉费一日之事，即缺起一日之养，霸管监禁者更堪矣，如之何忽念。况事到即办，则头绪清楚稽查较易，一日积一事，日便积两事，积之愈多，理之愈难，势必草率塞责，讼师猾吏百弊丛生，其流毒有不可言者。”故此，“勤为尽心之实”；
5、“慎事”，即审慎从事，幕中之事，以刑名为重，人命关天，故办事不可草率；
6、“公事不宜迁就”，即坚持原则，“宾之佐主，所办无非公事，端贵和衷商酌，不可稍介以私……以主人意见不同，稍为迁就，便是私心用事，盖一存迁就之见，于事必非斡旋，不能适得其平。”等等。
这些主张，与当今干部素质要求中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秉公办事，坦然从事，敢讲真话，敢报实情，敢揭问题，切忌计较得失、贪图名利，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根本宗旨非常相似。
立品自尊，是清代很多幕学指导书所强调的一项原则。清末张廷骧在《入幕须知·赘言十则》中也强调：“幕道断宜自重。”自重的含义与上述汪辉祖所列举的几项大致相同。此外，他又主张幕友自重还应表现在交游上。幕友应在作幕衙门里深居简出，不事交游。除幕中诸友外，同城其他官署的幕友，主人的上下级官员及其幕友，当地的士绅巨室等都没有必要多加接触，更不用说当地的三教九流人物或衙门中的胥吏仆隶了。否则一经交接，纵使坦白为怀，毫无他故，而形迹之间，终启嫌疑。
师爷要在人格上自尊自重，其资本就是自己所具有的专门才能。所以学幕必须精通幕学，足以佐治，才能立足稳固，否则就会胸无成竹，人云亦云，碌碌无为，滥竽充数，甚至丢失饭碗。
师爷要在人格上自尊自重，更要洁身自好，不能自甘下流，甚至同流合污。尤其不能收受贿赂，为私人说项。须知不义之财，得之是祸，报应是迟早之事。
师爷要在人格上自尊自重，还要能节俭养廉。汪辉祖认为“卖文之钱”，来之不易，要事以积蓄才对。如果硬要仿效豪华官宦，任情挥霍，就“失寒士本色”。他指责一些师爷得到丰厚的束修，就“嬖优童，狎娼妓，”花钱如流水。一旦失馆，只能典质借贷，负债累累，再次得馆后为还宿债，势必唯钱是视，再欲洁身自好已不可能，最终将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师爷要在人格上自尊自重，还需告诫家人勤俭持家，节约用钱。千万不能让家人感到：钱财来得很容易，因而出手阔绰，入不敷出，只有量入为出，克勤克俭，才能进退自如。
清代绍藉名幕许葭村与龚未斋尽管幕途坎坷，屡遭不测，但两人都坚持了读书人的清高气节，久入官场，游幕数十年，却不贪财、不好色、不钻营、曾自嘲“才不通方，性难谐俗，生无傲骨，而苦乏媚容，人本清贫，而反嫌浊富。”他们个性耿直，不肯奴颜婢膝，虽囊中羞涩，但办案认真，体察民情，同情弱势者，为后人留下一部学幕与做人的教科书。
此外，从人才机制上看，绍兴师爷那种注重实际、能进能退、双向互动、来去自由、适应环境、自我调节、和睦相处、人格平等、惟才是举、才尽其用、自强不息、奋发创新的精神，对于当今干部队伍中少数人安于现状，高枕无忧，陶然自醉，意志消沉，滥竽充数，尸位素餐等现象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五）具有血缘关系的师爷世家及其后代，其中还涌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现代名人
所谓“后师爷”现象，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自年取消师爷制度以来，师爷逐渐从官僚政治舞台上淡出，但不是师爷的师爷或者无师爷之名，却有师爷之实的群体依然存在，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时期、北洋军阀时期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绍兴人在其中依然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的人原本就当过封建时代的师爷，改朝换代以后，成为某权贵的秘书、参议、顾问乃至秘书长一类的核心幕僚，其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对主官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之深，比起原先的师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后来更直接成为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如孙中山的幕僚邵元冲（～）、蒋介石的幕僚邵力子（～）、阎锡山的幕僚俞家骥（～）、傅作义的幕僚曾又馨（～）张作霖的幕僚任毓麟（～？）之类。
二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师爷世家及其后代，其中还涌现了不少出类拔萃的现代名人，如以章学诚为代表的章氏家族，以秋瑾为代表的秋氏家族，以陶成章为代表的陶氏家族，以鲁迅为代表的都昌坊周氏家族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百岁堂周氏家族以及斗门俞氏、孙端孙氏、马氏，安昌娄氏等等都是盛产师爷的家族。以百岁堂为例，周恩来高祖周元棠、曾祖周樵水、祖父周起魁、大伯父周炳豫、二伯父周穌鼐、六伯父周嵩尧、父亲周贻能都当过师爷。其中周穌鼐还当过江苏巡抚陈夔龙（后升四川总督）的总文案（即首席师爷）。
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小心谨慎的周恩来从未安排过自己的亲属当官，唯独推荐六伯父周嵩尧出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周嵩尧（～）曾出任过漕运总督衙门的总文案，才高过人，北洋四杰之一的王士珍谓“其才堪胜省长任。”经王保举，又经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面试，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入浙查办杭甬路工时，“清绝一尘，”获二等文虎和二等嘉禾勋章各一枚，周在江苏督军府秘书长任上，出面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混战，使人民免于战火。袁世凯称帝后，周嵩尧直言上书，劝其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七七”事变后，一些当了汉奸的故旧劝周“出山”为“中日亲善”效力，他愤而不应，隐居故里。新中国成立后，应周恩来之邀赴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大典，遂定居北京。年初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周恩来后来自己向周氏族人解释说，他批准下属的建议，安排自己的六伯父周嵩尧做国务院文史馆馆员，是因为周嵩尧曾做过袁世凯的秘书，在袁世凯称帝后，就辞职还乡了。像他这样见过世面，了解历史，为人正直的老人，当时国家新建的政府是很需要的。
绍兴师爷的后代大都很争气，如曾任咸丰内阁中书的师爷章桂庆（仲芬）其子孙章廷谦（川岛）是北大教授，鲁迅好友，其妻孙斐园是近代绍兴名人孙伏园之妹，廷谦生二女，一女章千是国务委员妻子，另一女章淹是气象专家。柯灵是高馨圃的儿子，中科院院士娄成后是娄春蕃的孙子。
三是现代社会管理阶层中虽不是执政者，但却是佐政者，不是官却是僚，职位不高，权力不小。当今，各级机构办公室主任及秘书长一类公务人员，就属此类。西方国家对类职业的定义是：“具有熟练的办事能力并在授权范围内作出正确决定的参谋和助手”。
四是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司法官员和律师，其职能与当年的刑名师爷相类似，而司法腐败已日渐成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