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消息要炸锅了！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可能是诸暨人杨维桢，这话可不是小编说的，是最近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佘德余说的。
最近，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佘德余经过多番考证，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施耐庵”有可能是元末明初大诗人、大学者，诸暨人杨维桢。
为什么会这么推理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1“施耐庵”可能是“施耐”之“庵”《水浒传》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抛出来，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施耐庵！但是，关于“施耐庵”的真实身份，60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
“关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之说，学术界有很多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施耐庵’就是百度词条里所说的江苏兴化的施彦端，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施耐庵’其实来自钱塘。”
佘德余教授说，这些年来，“施耐庵”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最终定论。而随着对《水浒传》和元末明初一批文人研究的深入，来自诸暨的元末大诗人、大学者、著名书画家和戏曲家杨维桢逐渐闯入学者们的眼中，其生活经历、政治理想、宗教观、妇女观、文艺思想等，都与《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极为吻合，“因此，我认为《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极有可能就是杨维桢。”
在很多学者看来，《水浒传》署名为“施耐庵”，那么作者就是姓“施”，“耐庵”是其名、字或号。而佘德余教授大胆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施耐庵”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施耐”之“庵”，就如同杨维桢的号“东维子”一样，“东”并不是姓，而是“东维”之“子”。
“元代人往往喜欢以‘斋’、‘庵’来命名自己的书房，或作为自己的别号。”佘德余教授认为，“施”除了可以作为“姓”外，还有“施行”、“散布”等多重意思，所以“施耐庵”也可以理解为“施耐”庵，也就是实施“耐”的庵。“杨维桢少年刻苦攻读，壮年刚直不阿，晚年恣意任性，有着锲而不舍的韧劲和毅力，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一个‘耐’字。”
而杨维桢特别喜欢使用别号，他的一生使用过很多别号，例如铁冠道人、铁笛道人、梅花道人、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等等。佘德余教授认为，杨维桢很有可能使用过“施耐庵”这个别号，只是用得比较少，当时不为人知，所以未能记载、流传下来。
2诸暨白塔湖或是梁山泊原型大家还记得“在诸暨”此前发布的一篇文章《真能扯!专家说水浒发生在诸暨，快把山东人逼疯了》吗？那篇文章曾讲到，诸暨白塔湖或是梁山泊的原型。
杨维桢，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字廉夫、号铁崖，诸暨枫桥全堂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其创作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当代学者杨镰更尊称杨维桢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
佘德余教授说，自己之所以大胆猜测，杨维桢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基于对杨维桢人生经历的深入研究，并非胡乱臆测。“杨维桢一生阅历丰富，交往之人三教九流，如僧人、道士、歌女伶工及游侠、渔民、地痞等等，这些都为其创作塑造《水浒传》里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生活素材。”
同时，佘德余教授分析说，《水浒传》中的语言大多是江浙话，也有山东话为基础方言构成的双重地域色彩语言。
而江浙话是杨维桢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语言，山东话则是杨维桢参照《大宋宣和遗事》《醉翁谈录》和当时“水浒戏”中的语言及说书人语言。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佘德余教授在认真研读《水浒传》后，提出《水浒传》在描写征方腊时，无论地理方位、气候物象，大至城市、小到乡村，都是既详细具体又十分准确，而文中涉及江北地区时，则出现了地理错位、气候物象违反季节等一系列问题。“杨维桢没有到过山东梁山泊，但对于家乡诸暨一带的河湖十分熟悉，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诸暨的白塔湖很可能就是《水浒传》中梁山泊的原型创作地。”
据了解，诸暨与《水浒传》最直接的联系是第回，柴进与燕青受命混入方腊的“清溪帝都”，两人“自秀州李亭别了宋先锋，行至海盐县前，到海边乘船，使过越州，迤逦来到诸暨县，渡过渔浦，前到睦州界上”。这段路程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从绍兴漓渚入诸暨杨梅桥，再到白塔湖斗门，然后坐船去萧山。
另外一个强有力的佐证是，今年1月28日，《店口与水浒》一书出版，浙江水浒研究会的专家们通过大量的实际考察和文学考证，发现《水浒传》中大量关于物产、气候等方面的描写与北方实际并不相符。这些书中出现的漏洞说明了作者本人并未到过山东，而是将平时生活中的场景移花接木搬到了小说中，诸暨白塔湖一带的风土人情极有可能是作者就地取材的原型之一。“白塔湖就是梁山泊石碣湖的原型并非臆断，而是经过大量的实地走访考证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研究会的专家们花了3年时间，几乎跑遍了白塔湖地区的每一个村落，我们这本书中有大量的实例可以佐证这一观点。”浙江水浒研究会负责人表示。
此外，《水浒传》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苦竹”“枇杷”等物产在北方也都是没有的，而这些在白塔湖当地随处可见。白塔湖一带还流传着一个阮小七反抗剥削压迫奋起反击的英雄故事，阮小七所在的石碣村也能在当地找到原型，这些故事极有可能就是小说中“阮氏三雄”的原型。
3《水浒传》很多女性形象能对应杨维桢作品另外，佘德余教授还从杨维桢的政治理想、宗教观、妇女观、文艺思想等多个角度分析，认为其与《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极为吻合，并由此推断，杨维桢很可能就是《水浒传》的真正作者。
杨维桢生活于元末明初，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奋读书，为朝廷效力，实现自己济世救民、治国安邦的理想。同时，杨维桢反对农民起义，但他又亲眼目睹元末朝政的腐败、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将贫苦百姓“逼上梁山”。另外，杨维桢对待张士诚态度的转变等等，都在《水浒传》的内容中有一定的体现。“对照《水浒传》中宋江上梁山前的言行，正是杨维桢经历和思想的折射，《水浒传》正是一部杨维桢的人生写心剧。”佘德余教授强调说。
在佘德余教授看来，杨维桢的宗教观在《水浒传》很多细节中一一对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很可能就是《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杨维桢在上京春试期间，结识了道教宗师吴全节，而《水浒传》中的很多细节来源于此，第53回出现的‘罗真人’，正是对吴全节的形象描写。”
佘德余教授分析说，杨维桢诗作中，女性题材约占五分之一，对社会各个阶层都一视同仁，其尤其白癜风有什么治疗方法北京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疗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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